黄仁勋去留之间:英伟达、AI产业与中美科技竞争
新浪财经 ·
作者:乔·韦曼(Joe Weinman) 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总裁
关于英伟达的黄仁勋(Jensen Huang)涉嫌多起暧昧关系以及潜在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的报道,已在科技圈掀起轩然大波。英伟达——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过去几周市值蒸发了八千亿美元甚至更多,具体取决于统计区间,以及是否计入市场对AI资本开支的担忧。黄仁勋是英伟达三十多年来的联合创始人兼掌舵人,广受喜爱、备受尊敬,被誉为富有远见的标志性人物;如今他在董事会压力下辞去CEO一职,不过仍有一些利益相关方力主他复职。他有一种独特的能力:预判技术变迁,统筹复杂的产品组合,并打造无与伦比的合作伙伴生态。遗憾的是,他还涉嫌卷入多段违反公司政策的不当关系,并可能牵涉国家安全层面的影响。
萦绕在所有人心头的问题是:
1)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前景如何?
2)这对AI产业意味着什么?
3)这对中美科技竞争又意味着什么?
归根结底,更宏观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一位伟大的创始人与一家伟大的公司剥离开来;如何理解人力资本(如CEO与工程人才)、组织资本(如文化、流程与能力)与生态资本(如开发者忠诚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把受托责任、个人遗产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
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
黄仁勋执掌英伟达33年,带领公司从初创企业,走过濒临破产的低谷,登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如今又步入动荡。黄仁勋几乎就是英伟达的代名词。接下来会怎样?
有时,当一家公司方向迷失或战略失误时,“失去”一位关键人物反而有益。2024年,拉克斯曼·纳拉辛汉(Laxman Narasimhan)出任星巴克CEO仅17个月,便因销售下滑而被罢免;星巴克股价随即大涨24%,因为董事会请来了墨西哥快餐品牌Chipotle的CEO布莱恩·尼科尔(Brian Niccol)——一位广受认可的快餐业领导者。
另一些时候,失去创始人、战略架构师或愿景家,则会引发剧烈动荡: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被赶下台后,WeWork估值暴跌83%;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被(短暂)罢免OpenAI CEO时,公司投资岌岌可危,95%的员工威胁辞职;麦当劳数字战略的设计师、CEO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Steve Easterbrook)因与一名员工发生你情我愿的亲密关系而被解雇,麦当劳市值一天之内蒸发40亿美元。
有时,两种情况会先后出现:1985年史蒂夫·乔布斯被逐出苹果后,苹果一度高速成长——约翰·斯卡利带来了财务与运营纪律,引领了桌面出版革命,并推出PowerBook笔记本以及Macintosh SE和Macintosh II电脑。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斯卡利及其继任者接连出现战略失误,把公司带到破产边缘。乔布斯重返自己联合创办的苹果,大刀阔斧砍掉产品线,拿到微软的一笔救命投资,不仅让公司起死回生,还把它推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位置。
事实上,乔布斯与黄仁勋有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魅力型领袖,都是标志性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都曾把各自公司带上全球市值之巅。在各自掌舵期间,他们个人都与公司深度绑定、难以分割——正如盖茨之于微软、马云之于阿里巴巴、扎克伯格之于Facebook、马斯克之于SpaceX。
这就引出管理学者所说的“领导力浪漫化”(The Romance of Leadership):人们倾向于把组织成败过度归因于某位领导者的行动与品格,而不愿去理解那些真正难以理解的变量——数万名不会在发布会上登台亮相的员工之间复杂的协作、动荡的市场博弈,以及纯粹的运气。其心理基础是“有限理性”——人脑能处理的信息量存在上限——以及行为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一种认知偏差:“基本归因错误”,即非理性地用性格特质而非情境因素来解释行为。比如有人在车流中强行并线别了你的车,你很可能会断定对方粗鲁,却不知道也许是一只松鼠突然蹿到他们车前。
然而,即便是传奇创始人也并非永远正确。性情多变的乔布斯被苹果赶下台,背景是Macintosh销量近乎暴跌十倍——主要原因是性能不足,被戏称为“玩具电脑”;也因为他让Apple II部门与Macintosh部门陷入内斗、文化失调;还因为当董事会要求他分出运营控制权时,他试图通过一场“董事会政变”炒掉自己的继任者约翰·斯卡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仁勋曾把当时还是初创公司的英伟达的未来,押在二次纹理映射上——这是一种在数学上颇为优雅的3D曲面渲染方式。不幸的是,微软把基于三角形的图形处理变成了事实标准。于是到1996年,英伟达显卡库存几乎完全卖不出去,距离破产只剩30天。英伟达今天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世嘉总裁入交昭一郎(Shoichiro Irimajiri)愿意解除合约,并提供500万美元的救命钱。
更近一些时候,英伟达最先进的GPU/HBM(图形处理器/高带宽存储器)架构,在模型训练(AI的“学习”环节)上被证明不可或缺,却对低时延、低成本的推理(AI的“思考”环节)并不最优。这一战略性架构误判,迫使英伟达转向:以200亿美元对Groq进行非独家技术授权和“反向人才收购”(reverse-acquihire),并由此引发美国司法部目前仍在进行的反垄断调查。
讨论这些,并不是要抹黑黄仁勋(或史蒂夫·乔布斯)惊人的成就与能力,也不是要否定他们所缔造的标志性组织。
重点在于:领导者并非永不犯错——他们也是人。而组织终究是组织:由有才华的个体组成,彼此常常协作,也常常竞争;它们身处由客户、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监管机构和地缘政治交织而成的复杂产业网络中,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决策和随机事件;但与此同时,也受到知识产权、客户与开发者忠诚度、供应链合同、现金储备以及伙伴协议的保护。
因此,尽管没有人能预测AI和半导体市场将如何演变,但英伟达仅仅因为黄仁勋离开就实现重大突破——或遭遇重大灾难——的可能性都极低;即便他回归,也同样如此。
对AI产业的影响
尽管这些涉嫌不当行为的报道传出后,英伟达市值近几周遭受重创,但一家公司的市场估值至多只能间接反映其真实战略位置、客户采购决策或长期生存能力。较高的股价确实能带来更大的财务灵活性——例如在全股票收购中充当“货币”——但英伟达的市场地位建立在远为坚固的基础之上。
第一,英伟达制造的是市场上性能最强、通用且可扩展的架构。前沿AI实验室正陷入一场高度对抗的竞赛,争相打造更强的模型;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把自己的专有算法嫁接到最快的可用硬件上。定制芯片或许能在其专门设计的特定任务上更快,但英伟达最新架构“Vera Rubin”延续了其一贯纪录:在广受认可的MLPerf基准测试套件中表现最佳。
第二,许多客户通过资本投资与英伟达形成了结构性绑定。英伟达已向前沿实验室以及支持它们的“新型云服务商”(neoclouds)投入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对OpenAI的300亿美元、对Anthropic最高100亿美元、与SpaceX人工智能雄心相关的210亿美元,以及对CoreWeave的47亿美元,等等。作为回报,这些合作伙伴通常会被预期基于英伟达技术进行建设——无论是用于内部模型训练,还是用于运行企业和消费者云工作负载。
有人或许会援引报道称,英伟达的许多商业安排依赖非正式的“握手”协议,而不是滴水不漏的铁合同。即便属实,也很难想象合作伙伴会为了声援黄仁勋,而放弃已被验证的收入来源和自身的受托责任。
不过归根结底,无论正式合同还是握手协议,都比不上英伟达最坚固的护城河:CUDA平台。CUDA让开发者能够编写在英伟达GPU上高效运行的软件,覆盖图形渲染、科学仿真、金融风险分析和AI等多个领域。通过多年的开发者培训,以及一整套互补的库和工具,英伟达已把CUDA变成默认标准。这就好比软件工程师花了多年学习意大利语,用着按钮标注意大利语的工具、读着意大利语写成的手册。要让他们改学芬兰语,必须给出大到难以拒绝的激励——尤其是一个被误解的习惯用语,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系统崩溃、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支出,甚至让他们丢掉工作。
英伟达的4.2万名员工,大概率仍会继续设计芯片、进行战略投资、扩展CUDA、面向医疗、交通等垂直行业设计解决方案,在午餐区交流协作,并完成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员工必须做的成千上万项其他工作。
中美竞争
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但目前全球AI的领头羊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在前沿模型等领域领先,尽管优势正在收窄;中国则在具成本效益的模型和先进制造方面领先,包括无人机和人形机器人等“物理AI”。两国都在竭力保持自身优势,两国也有充分理由开展合作。
黄仁勋一直公开主张扩大对华芯片出口。批评者常把他的立场归因于英伟达在中国地区的巨大收入敞口;但英特尔、苹果、波音、GE等美国主要科技和工业公司的现任及前任领导人,也出于两个核心原因提出过相同主张。第一,他们对股东的责任是最大化长期公司价值,而放弃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损害这一目标。第二,他们认为,过于激进的出口管制会适得其反,加速由国家扶持的本土竞争对手崛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提出的论调,她坚称“国家安全比短期收入更重要”。然而,最优做法需要更宽广的盘算:正如近期政府声明所暗示的那样,可持续的政策取决于用外交稳定来调和对抗。
AI——以及量子计算与通信、核聚变能源、先进材料等密切相关的技术——都是“竞合”的场域:合作与竞争同时发生。英伟达在许多领域本就有来自美国和全球的竞争对手,例如GPU领域的AMD及其ROCm平台(大致相当于CUDA)、拥有Trainium的亚马逊、拥有张量处理单元(TPU)的谷歌,等等。
中美之间以及美国企业之间的竞合,加剧了竞争压力,从而加速这些关键技术的进步。每个参与者都带着自己的优势上桌;很难看出某一位CEO的下台或回归,会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
黄仁勋或许会以CEO身份回归,也可能担任顾问。但归根结底,对富有远见的创始人真正的考验在于:他们是否打造出了一个品牌、一套组织、一种架构和一个生态——既能在他们的亲自培育下成长,也强大到足以在他们离开时依然繁荣。
作者:joe Weinman (乔·韦曼)是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创始人,主席;乔·韦曼是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开创性提出“人工智能经济学”(AIconomics)与“云经济学”(Cloudonomics)概念。现任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及前沿科技公司战略顾问。该研究院创办于2015年,每年在纽约、伦敦和达沃斯发布四百页的《有趣和颠覆性的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报告 2026版本于2026年5月在纽约发布,系统梳理人工智能从软件、模型、算力、芯片、数据中心、电力与冷却,到物理平台与部署地点等关键环节。它并非一份单纯追踪热点的趋势报告,而是一套帮助企业、投资人和政策制定者理解技术演进、识别产业机会、判断商业落地节奏的实用工具书。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素材来源:新浪财经 · 原文发布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