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运行机理与提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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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完善覆盖科创全周期的科技保险体系是落实科技金融战略的关键抓手。我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的政策性科技保险模式,走出特色发展路径,初步形成了覆盖企业科技创新全周期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本文系统梳理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从“三首”保险起步到全周期保障成型的发展阶段,阐释政策性科技保险财政引导筹资、风险减量管理、行业共保体、科技金融协同四大核心运行机理,剖析当前发展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提质增效建议,为健全科创风险分担机制、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金融;科技保险;新质生产力;风险管理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运行机理与提质建议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如何面向科创主体供给高质量风险管理服务,依托科技保险畅通创新试错通道,既是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大课题,也是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科技创新活动链条长、不确定性突出,科创企业风险结构呈现二元特征,财产损失、网络安全等非技术风险具备较强可保性,能够依托市场化保险机制实现风险转移。与之相对,贯穿研发、成果转化、产业推广全周期的各类技术风险,构成科创活动标志性风险,多数具有弱可保性特征。由于风险标的难以标准化和规模化,难以契合大数法则运行基础,致使市场化科技保险长期面临产品研发、风控、市场推广多重现实约束。从国际实践来看,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纯商业化科技保险发展模式,受单一市场机制局限,保险供给普遍回避研发失败、中试受阻等前端技术风险,难以覆盖创新全链条风险保障需求。
立足我国发展实际,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各级政府持续将科技保险纳入科技创新政策支撑体系,探索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协同发力的发展路径,推进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保险发展道路。本文梳理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发展历程,阐释政策性科技保险在政企协同模式下的独特运行机理,并据此提出提质增效路径,为完善科技创新全链条风险保障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支撑。
一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发展历程
按照监管部门发布的《科技保险业务统计制度》界定,科技保险是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等科技活动以及科技活动主体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的经济行为的统称,其核心发展重心是围绕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的技术风险,提供涵盖保险保障在内的全链条风险管理服务。政策性科技保险作为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模式,历经十余年发展,逐步构建起适配科技创新全周期的保障体系,成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历程与国家政策导向紧密相连,大致可分为概念萌芽与初步探索、起步试点与逐步推广、扩展完善与体系成形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呈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概念萌芽与政策铺垫阶段(2006—2014年)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发展,始于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的重视与政策引导。2006 年,监管部门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科技保险概念,标志着科技保险被正式纳入国家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政策视野。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打破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保险服务壁垒,引导保险机构关注科技领域风险保障需求,为后续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落地奠定政策基础。
2010年,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政策导向,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科技保险业务,推动科技保险从概念层面走向实践探索。这一时期,政策重点聚焦于提升保险机构对科技企业的服务意识,探索适配科技企业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虽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性保障机制,但为后续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试点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期间,各地逐步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工作,部分地区尝试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投保成本,初步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为后续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规模化发展埋下伏笔。
起步试点与逐步推广阶段(2015—2023年)
2015年,财政部、工信部、原保监会联合启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进入实质性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是聚焦科技成果应用领域,通过财政补贴撬动保险功能,破解创新成果“落地难、推广难”的痛点,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风险分担机制。针对符合规定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明确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企业投保成本,同时在用户订购和使用环节提供风险保障,既增强了客户对创新产品的信任度,也为科技企业的成果应用提供了坚实支撑。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的成功,为政策性科技保险的扩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随后,首批次新材料保险、首版次高端软件保险等陆续推出,“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险(以下简称“三首”保险)政策逐步完善,成为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从单一产品保障到多领域全面覆盖,“三首”保险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有效激发了保险机构的服务活力,降低了科技成果用户的风险顾虑,加快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推广速度。
在实践应用中,“三首”保险展现出显著的政策效能,推动了多个领域的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在半导体设备领域,芯源微公司的浸没式涂胶显影设备、凯世通公司的低能离子注入机均入选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借助政策支持加速了产品在集成电路头部企业的验证与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在材料领域,南大光电公司的ArF光刻胶、华特气体公司的电子特气产品,通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政策完成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实现了进口替代,不仅加快了产品市场推广,更激励企业持续开展研发迭代,形成了“研发—应用—再创新”的良性循环。这一阶段,政策性科技保险以“三首”保险为核心,逐步构建起聚焦科技成果应用环节的保障体系,为后续全周期保障体系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截至2021 年底,中央财政共拨付103亿元补助资金,共撬动约2500亿元装备产品的首台(套)应用,成为财政和金融政策协同服务实体经济的标志性政策之一。
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对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更加完善,为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撑。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列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明确了科技金融在国家金融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为包括科技保险在内的科技金融体系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政策指引,推动政策性科技保险从聚焦单一环节保障向全周期保障转型。
扩展完善与体系成形阶段(2024年至今)
2024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持续加强对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持,保险业积极响应政策,将技术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纳入保障范围,政策性科技保险进入扩展完善阶段,初步形成了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保障范围从科技成果应用环节,向研发、转化、应用全链条延伸,同时聚焦中小微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格局。
一是大力发展中试保险,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难题。中试是实验室研发成果应用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具有资金投入大、不确定性高、风险集中的特点,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最容易失败的环节。为帮助企业分散中试环节的风险,国内头部保险公司在政策支持下,研发推出中试保险产品,保障范围涵盖中试费用损失、中试安全责任以及产品试销风险,具体可承担企业中试活动未能产生预期成果的损失、中试成果缺陷造成的第三方责任损失,以及试销过程中的产品责任和专利侵权损失等。同时,保险机构依托外部专家资源,创新实施中试全流程“风险监理”模式,对试验过程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助力科技企业顺利跨越中试“死亡之谷”,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产业化转化。
二是推出普惠型科技保险,服务中小微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中小微科技企业是我国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核心主体,但其普遍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高回报、轻资产的“四高一轻”特征,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研发周期漫长、技术路线不确定、成果转化艰难、知识产权纠纷频发等多重风险,同时受资金限制,投保意愿与支付能力不匹配,保障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为解决这一痛点,在政府支持下,保险机构推出“标准化、低费率、保基础”的普惠型科技保险解决方案——“科惠保”。该产品聚焦中小微科技企业的核心风险需求,简化投保流程、降低投保成本,成为地方政府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成长的重要工具。各地产业园区、孵化器、产业化基地等主体通过集中投保“科惠保”,不仅吸引了更多科技型企业入驻,加快了地方科技研发资源的集聚,也推动了科技成果的集中转化,为产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三是拓展“科技保险+知识产权服务”模式,强化科技创新成果保护。随着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日益复杂,侵权纠纷调查与诉讼费用高昂,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维权成本高、不会维权”的困境。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走向全球市场过程中,遭遇海外知识产权诉讼的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企业亟须专业的风险保障与服务支持。为解决这一难题,头部保险公司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聚地区设立知识产权保险中心,将保险服务与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起从保险保障、咨询服务到法律维权的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具体而言,该体系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申请、防御、执行、被侵权损失、质押融资等全方位风险保障;加强风险管理服务,与境内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检索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进行专利海外布局分析,提前识别并应对诉讼风险;搭建知识产权培训平台,提升企业对国际规则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水平;在出险时,协调优质专家资源,协助企业开展国际调解或仲裁,有效控制维权成本,为中国高科技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进一步明确了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发展方向,推动其从实践探索向体系化、规范化发展。至此,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从最初聚焦科技成果应用领域的“三首”保险,逐步扩展到覆盖研发、中试、转化、应用全周期,兼顾大型科技企业与中小微科技企业,融合保险保障与专业服务的完整体系,成为我国科技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运行机理
当前,理论界对科技保险的研究多聚焦于商业保险维度,对商业性科技保险的运行逻辑、产品设计及市场运作等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阐释体系。然而,政策性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风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被纳入主流研究视野,其独特的运行机理、实施路径及价值效能亟待深入剖析与系统梳理,以填补理论研究空白,为实践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政策性保险的提法源于对保险业长期实践的总结与提炼,是与商业保险并行的两大保险业运营模式。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风险分担与资源配置的逻辑不同:纯粹的商业保险完全依托市场化机制开展业务,以盈利为核心目标,遵循大数法则实现风险的市场化分散;而政策性保险则突破了单一市场化模式的局限,将财政补贴、行政推动等政策手段与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为导向,兼顾社会效益与市场可持续性。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均是政策性保险的典型实践,其在保障民生、稳定产业、防范社会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立足科技创新发展需求,构建了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运行模式,具体可细化为四个相互关联、协同发力的核心机制,共同构成了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运行框架:一是财政引导型筹资机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科技企业主动投保,实现科技创新风险的分散与化解,为科技创新失败提供兜底保障;二是风险评估与减量管理机制,聚焦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全流程风险,通过专业评估与主动干预,合理补偿研发损失,降低科技创新失败概率;三是共保体协同机制,整合多家保险机构的承保资源,提升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风险保障能力,筑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风险防线;四是科技金融协同机制,推动科技保险与银行信贷、创业投资等金融业态深度融合,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构建财政引导型筹资机制,激活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针对以技术风险为核心承保对象的科技保险产品,我国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与企业实际情况,给予差异化的保费补贴,这一举措已成为推动政策性科技保险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保费补贴模式推行之前,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多采用科研项目直接拨款的方式。该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但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诸多短板:一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难以保障,容易出现“撒胡椒面”式的分配现象,优质项目与弱势企业难以获得精准支持;二是激励效果存在滞后性,拨款资金的使用效率缺乏有效监督,难以快速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力;三是易滋生“寻租”行为,部分企业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拨款,违背了政策扶持的初衷;四是无法有效应对科技创新的未知风险,研发失败的压力完全由政府独自承担,导致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风险管理的精准度与针对性不足。
保费补贴模式是对传统项目拨款方式的优化升级,本质上是从直接行政干预向市场化治理工具的转型,其核心逻辑是将政策支持内嵌于保险合同之中,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通过为创新主体(尤其是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购买特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撬动十倍乃至百倍于补贴资金的风险保障额度,实现财政资金效能的最大化。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一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降低了企业创新试错的财务成本,打消了企业“不敢投、怕失败”的顾虑,激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放大了公共资金的效能,有效降低了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保障,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也提升了政府政策的精细化与科学化水平。
需要明确的是,保费补贴并非一成不变的政策,而是具有动态调整的灵活性。在科技保险的部分细分领域,如知识产权保险领域,随着市场的逐步成熟,科技企业的投保需求持续提升,保险公司的产品供给与服务能力也不断完善,此时财政补贴可逐步弱化甚至退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政策性支持与市场化运作的良性衔接,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探索风险评估与减量管理机制,破解科技风险保障难题
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技术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等核心风险,相关历史经验数据积累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商业保险大数法则的基本要求,导致风险评估与价值判定缺乏可靠参考,这也是保险业“不敢保”硬科技项目的核心症结所在。
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推动下,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率先探索成立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鉴证评估中心(以下简称“鉴证中心”),搭建起连接产学研与金融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依托专家库资源打通各方壁垒,聚焦科技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助力保险公司提升产品定价、风险防控及定损理赔的精准性,构建起支撑科技风险保障的完整服务体系。其核心运作流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承保前的协助核保服务,从源头降低承保风险。鉴证中心依托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风险评估模型、企业信用评级模型等专业体系,对投保企业开展全面的信用风险评级、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及转化风险预判,同时组织行业内经验丰富的外部专家进行独立评审,全面提升对科技成果转化风险的识别、定价与承保能力,为保险公司精准承保提供专业支撑。
二是承保中的风险减量服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与传统保险以事后理赔为核心的模式不同,鉴证中心将服务重心前移,着重加强风险减量管理。依托其链接的高水平评估专家队伍,对存量客户及保险标的进行持续风险监测与实时预警,当科技成果转化出现技术瓶颈或“卡壳”问题时,通过“专家会诊”“揭榜挂帅”等灵活方式,为科技项目提供技术二次救援,最大限度降低科技创新活动的失败率,实现风险的主动防控与化解。
三是承保后的协助定损理赔服务,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当保险标的出险后,鉴证中心全程参与定损定责工作,结合专业评估与专家意见,合理评估科技成果转化失败的损失金额,协同专家资源开展代位处置工作,有效解决了因保险机构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的拒赔、惜赔、慢赔等问题,显著提升了投保企业的满意度与获得感。
从实践成效来看,自2025年1月揭牌至2025年10月,鉴证中心已先后在30余个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项目中引入“保险+鉴证”模式,为科技保险承保提供专业风险鉴证服务,同时在部分项目中实现了银行与保险公司的风险互认,为银行开展科技信贷项目风险评价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打通了科技风险保障的关键环节。
引入共保体机制,筑牢重大技术攻关风险防线
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经济命脉及民生福祉,其成功实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正外部效应,能够辐射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催生新的产业生态与经济增长点。但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具有不确定性极高、参与主体众多、实施难度大、风险集中度高、产业链条长等特点,且在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难以预料的“卡脖子”问题,需要长期投入巨额资本,单一科技企业往往难以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因此,构建科学完善的重大技术攻关保险补偿机制,分散化解重大技术攻关风险,是保障攻关任务高质量完成、推动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
在服务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过程中,单一保险机构受资本实力、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限制,承保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同时,由于重大技术攻关涉及核心商业秘密与国家战略利益,采用国际再保险分保方式面临诸多限制与阻力,难以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基于此,创新保险供给方式、构建科技保险共保体成为可行的应对思路。通过发挥国有大型保险机构的“领头雁”作用,统筹整合行业内主要保险机构的承保资源,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供坚实的风险保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已探索形成集成电路共保体、商业航天共保体等典型实践经验,为重大技术攻关风险保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以集成电路共保体为例,集成电路产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人才密集的战略性产业,具有技术门槛高、研发制作成本高、供应链复杂等特点,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领域。近年来,为破解高端芯片领域“卡脖子”难题,我国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步伐,但在传统保险模式下,国内保险业的承保能力难以适配集成电路产业高投入、高保额、高技术及自主可控的发展要求,保险供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2021 年10 月,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国内17 家主要财产保险机构和再保险机构联合成立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以下简称“集共体”)。集共体秉持“标准为先、市场为主、先行先试”的原则,聚焦保险业服务大中型制造企业产品研发中的痛点难点,构建了监管指导、行业管理、跨业合作的协同运行模式,有效提升了集成电路产业的风险保障能力。
集共体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五大核心功能:一是整合行业承保能力,有效满足重大基础研发项目的高保额需求,显著降低了对国际再保险市场的依赖程度,提升了风险保障的自主性与稳定性;二是研发专属产品体系,精准响应集成电路产业的新兴风险保障需求,目前已备案包含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货运险4 大类险种共计300 余款产品,初步解决了产业发展中的保险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三是延伸保障范围,在为核心技术生产提供风险保障的基础上,逐步探索覆盖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服务,助力原材料国产替代,推动产业自主可控;四是探索构建中国标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试点新的险位划分政策,形成符合我国产业实际的集成电路保险风控体系,有效弥补了保险机构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打破了国外风险标准认证的垄断;五是拓展风控服务功能,增强风险减量管理效能,组建行业创新实验室,持续迭代升级风险量化评估模型,为企业提供专业的风险防范建议,自实验室成立以来,集成电路生产领域的大型事故发生率显著下降,进一步提升了保险服务重大技术攻关的能力。
自成立以来,集共体的服务效能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10月,已累计为33家国内头部集成电路产业客户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超过6万亿元,单个项目保障额度突破300亿元,是集共体成立前的1.8倍,承保能力实现大幅提升;累计赔款金额超过4亿元,有效助力产业应对研发与生产风险,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不依赖外部市场也能提供充足的承保能力,切实发挥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重要作用,为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完善科技金融协同机制,构建全方位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在政策支持与各方协同努力下,政策性科技保险已成为我国科技风险分担体系与风险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科技保险通过分散科技创新风险,有效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与长期资本投资风险,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科技企业,增加了科技创新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在承保过程中,保险机构通过对科技项目的全面风险评估,不断完善对科技风险的认知,为整个科技金融体系提供了更精准、更全面的风险数据,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升级。
第一,培育“保险+信贷”协同机制,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传统信贷模式主要依赖企业的历史经营数据、固定资产抵押及稳定现金流,而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技企业,往往存在轻资产、缺抵押、风险高的特点,导致信贷供需矛盾突出,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信贷支持。在“保险+信贷”协同机制下,科技企业通过购买科技保险产品,将研发过程中的部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银行则将企业的投保情况作为授信决策的重要依据,为原本因抵押物不足或风险过高而难以获得贷款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形成“企业投保—银行敢贷—风险共担”的良性闭环。例如,在第27届北京科博会上,头部国有保险公司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联合推出针对科技保险投保企业的专项融资产品——“银保科技e贷”,截至2025年11月底,该产品已在北京服务科技企业26家,保险公司累计提供财产类、责任类、工程类等风险保障额度218亿元;银行方面实现融资余额近1.4亿元,户均额度超过500万元,贷款平均利率不超过2.5%,较传统普惠贷款额度提升超过10%,利率优惠10bp 以上,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支持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也提升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实现了银企保三方共赢。
第二,培育“保险+投资”协同机制,助力早期科技项目发展。种子期科技项目通常具有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等特点,导致许多社会资本存在“不愿投、不敢投”的心态,大量极具潜力的早期科技项目面临资金困境,难以实现成果转化。为破解这一难题,珠三角某城市于2023 年推动设立总规模20 亿元的科技创新种子基金,进一步完善从种子期投资到天使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通过政府基金的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早期科技项目。在此基础上,该城市于2024 年11月创新推出科技创新种子基金风险补偿方案,引入“保险+投资”协同机制,为硬科技成果产业化保驾护航。该方案中,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由基金管理机构为种子期项目购买科技保险,通过保险机制分担被投项目的科技创新风险,保险责任范围涵盖科技成果转化失败风险、无法履约的法律诉讼风险、研发成果设计缺陷导致的意外事故责任风险及核心团队人员意外风险等多个方面。在这一机制框架下,科技保险有效分担了种子基金等长期资本的投资失败风险,改善了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高科技”的风险收益状况,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早期科技项目,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全周期的风险保障与资金支持。
三
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提质建议
政策性科技保险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支持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其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卡点堵点问题,需要多措并举加以解决。
存在问题
一是发展定位不够清晰。当前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发展定位尚未明确,为有效推广试点经验、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亟须界定其适用边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作用。尤其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性科技保险并非“包打天下”,在市场培育成熟、市场机制可自主发挥作用的领域,需建立清晰的政策退出机制,避免政策过度干预影响市场活力。
二是财税支持政策不够完善。其一,财政补贴精准度不足,对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中试保险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不足,未能充分匹配科技创新核心环节的风险保障需求;其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考核周期与企业科技创新周期不匹配,现行年度考核模式难以全面、客观衡量政策扶持成效;其三,财政补贴多采用“后补贴”方式,补贴资金到账周期较长,间接降低了企业的投保积极性;其四,科研院所、政府引导基金等主体购买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路径尚未明确,抑制了此类主体的投保意愿。
三是监管制度有待优化。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创新发展对现有监管框架提出了新挑战,部分新业态处于监管空白或监管模糊地带,导致保险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时面临合规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针对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创新的监管支持力度不足,未赋予创新产品经营保护期,难以充分激发保险机构的产品创新动力。
四是金融协同效能不足。科技成果从原型设计到商品化、产业化的全流程,需要不同业态金融资源的有序衔接与长期支撑。目前,政策性科技保险与政府引导基金、私募创投基金、商业银行科技信贷等金融资源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缺乏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有序参与科技创新各阶段的制度设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金融生态。
政策建议
1. 加强顶层设计
明确构建双层次的科技保险体系,第一层次是政策性科技保险,鉴于技术风险当中的多数类别具有弱可保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应当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科技研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激发科技主体创新。第二层次是商业性科技保险,对于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的可保风险,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
大力发展政策性科技保险。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各级政府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科技保险纳入支持科技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完善科技保险发展生态。在政策大力支持下,发展科技研发损失类保险、中试保险、首台套保险等科技活动类保险,分散技术创新失败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在市场培育较为成熟的领域,建立政策退出机制。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商业航天保险等获得了较快发展。经过市场培育期,科技企业对知识产权纠纷带来的损失日益重视,商业航天等产业转移风险的需求和保费负担能力提升,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也有所增强,在上述领域,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可适度弱化甚至退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 优化财税支持政策
完善财政补贴政策,优化财政资金考核机制。完善中央及地方科技保险财政资金补贴目录,推动保费补贴更聚焦于科技活动相关的中试保险、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等领域,为真正开展科技研发活动的企业解除后顾之忧。探索财政资金“先补贴”方式,发行科技保险券直接用于冲抵保费。借鉴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财政资金使用理念,拉长对科技保险相关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考核周期,让科技保险在长周期发挥风险保障作用。
推动实施科技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科技保险费用列支方式。明确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保费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把购买科技保险的费用纳入科研项目资金预算,明确会计科目和列支路径,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利用科技保险分散风险。
3. 改进监管规则
建立政策性科技保险专属经营机制,采取包容审慎的差异化监管。对于行业内首次推出的、填补空白领域的政策性科技保险创新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如1—3年)或一定范围的专属经营权,鼓励保险机构加大产品研发投入,避免市场产品出现同质化。在坚守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对此类业务的偿付能力计算、业务范围界定、产品创新审批等给予适当的弹性空间和更快的政策审批响应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探索。
完善再保险制度安排,建立政策性科技保险全链条保密协议体系。支持中资再保险机构独立自主开发科技风险再保险合约,加强直接保险与再保险机构协同,探索在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市场发行科技风险巨灾债券等,进一步提升政策性科技保险承保能力。形成直接保险与再保险行业保密自律机制,打消科技企业对于多主体参与风险保障的技术泄露顾虑,促进再保险机构深度参与,确保承保能力充足。
4. 健全科技金融协同机制
建立以政策性科技保险保单为增信工具的信贷机制,探索将保单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支持参保企业凭保单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便捷优惠的信贷支持。
强化科技保险机构与耐心资本的协同联动,开发针对种子期或天使期投资项目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进一步满足政府引导基金、社保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对科创企业的风控需求,允许政府引导基金在管理费中列支保费,壮大支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金融力量。
加强对科技保险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提升科技金融体系的风险评估能力。整合行业协会、权威机构、龙头保险机构等力量,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领域,研究制定统一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标准,搭建行业性的风险鉴证评估平台;广泛收集整合各方数据资源,构建覆盖全行业、动态更新的科技型企业风险图谱库。
(本文刊发于《国际金融》2026年9期,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素材来源:新浪财经 · 原文发布于
